府南河的变化

府南河是成都的母亲河，她几千年来源远流长，绵延不绝，孕育了成都这一方水土，一方情。府南河是成都历史的见证。我对府南河的认知，全来自老年人和中年人的说辞。老年人说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：建国前，每年端午节，府南河上要赛龙舟，扔粽子，转糖饼儿，非常热闹。中年人说的则是二、三十年前的事。那时候府南河水是清澈见底的，炎炎夏日，许多年轻人跳进河里游泳，或过桥洞，或抓小鱼，十分快乐。而我看到的是十几年前到现在的府南河。十几年前，河水还算干净，时不时还看得见一两个渔民摇着小木船，在河上荡桨。那背影现在想来挺落寞的，像是没什么收获，我仿佛听见他们的叹息声——府南河里没有鱼了，变得浑浊不堪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腐烂河，终年散发着臭气，引人呕吐。河水乌黑，像墨汁一样。河面上漂着密密匝匝、花花绿绿的垃圾。不少人为了图方便，拿着马桶在河里涮洗，经年累月，这臭味便可想而知了。一九九五年，府南河终于开始了整治。整治府南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时髦话题。从那时开始，府南河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两岸的危房被拆了，一下雨就泥泞得不能过路的小巷变成了水泥路，河两旁种上了一大片草坪，各式的绿树，各样的花卉，生机盎然，府南河仿佛戴上了翡翠项链。在河边还修建了各具特色的亭子和长廊，还有假山，水池、喷泉以及各式人物塑像。府南河畔最出名的还要数那活水公园，那里的水是府南河水，是清澈的府南河的水。许多有心人还自己买上些鱼苗带到那里去放，让府南河增添一些生命的活力。几年过去了，府南河的整治也快结束了。原来人们不愿意走的河边现在成了欢乐天堂。早晨，人们在河边的空地上晨练，下班时节，人们在这里跳舞，老人们在宽敞、葱郁的河滨散步，以呼吸清爽的生命气息。夕阳西下，余辉斑斓中总少不了遛狗一族。一家人吃了饭，带着自家的狗，就出来散步了，那狗铃铛“叮”的响，却并不吵闹，有的人开玩笑说：“现在狗都耍得高级，还要转府南河。”天色渐晚，华灯初上，遛狗的和跳舞的已回了家，府南河的绿茵又成为青年人的天堂，他们把青春的热情融入府南河的怀抱中。大多数年轻人都是成双成对的恋人，有的坐在石凳上相拥相依，有的漫步在河畔喁喁私语，为晚上的府南河增添了一丝温情，一缕甜蜜。府南河上的桥也是各式各样的。有古典的，也有现代的；有供行人使用的步行桥，也有专门汽车用的桥。当然，我最熟悉的是我家旁边的东门大桥。现在的东门大桥可比我记忆中的桥光彩多了，桥面就不说了，光是那些桥栏都够瞧的，两边的桥栏一共是用十二块暗红色石碑组成，每块石碑都用弧形的栏隔开了，石碑上刻着一幅幅精致的图画，呈现出古时成都十二个月的各种集市，“八月的桂市”、“十一月的梅市”还有“药市”、“布市”、“酒市”等等，成都古时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，真像是成都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现在的府南河两岸都在修建高楼，大多数都是电梯公寓之类的商品洋房，也有职工的住房，商业大厦和古香古色又极具现代风韵的茶楼，随处可见。府南河畔是未来的一颗商业新星，成为名符其实的经商的黄金地段。

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作用

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构成：

1．夏、商、周时代：“世卿世禄制”，盛行于夏、商、周时代。原始社会末期，“天下为公”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，出现了“大人世及以为礼”的世袭制。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。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，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。担任官员的大小贵族必须经国学教育，学习相关礼仪知识方可上任。即“三代以上出于学”。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。历史发展的角度看，它是历史的进步，其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。

2．秦国：按军功授爵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世袭爵位的制度，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。

3．两汉：汉朝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，有察举制和征辟制。

察举即选举，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，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；察举制，初期以“乡举里选” 为依据，注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，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，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、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，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。后期，宦官把持用人大权，选官制度更加腐朽，出现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”的腐朽局面。另外，西汉皇帝还征召才能之士，令官吏陪同入京，授予官职。

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，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、州郡辟除两种方式。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，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，或备顾问，或委任政事。征聘之方，由来已久，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。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，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，亦皆属征召性质。到了汉代，汉高帝十一年（公元前196年）求贤诏，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。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，相沿成例。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，且特予优待。如武帝即位之初，即“使使者束帛加璧，安车以蒲裹轮，驾驷迎申公”，可谓开了汉代安车蒲轮以迎贤士的先例。皇帝征聘，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，被征者来去自由，朝廷虽可督促，如坚不应命，亦不能强制；且于既征之后，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，大都待以宾礼。

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。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三公府辟除，试用之后，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，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，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，却易于显达。一种是州郡辟除，由州郡佐吏，因资历、功劳，或试用之后，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，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。

4．魏晋南北朝时期：实行九品中正制，注重门第出身。

中正官的设置，既保留了汉代乡闾评议的传统，又改变了汉末名士请议左右乡议和地方大族操纵选举的局面，把品评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。这对杜绝朋党，破除门阀起了一定的作用。特别在实行初期，对加强曹魏政权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起初，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，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，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。但到魏晋之交，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“著姓士族”所垄断，他们在评定品级时，偏袒士族人物，九品的划分，已经背离了“不计门第”的原则。此后的三百年间，出现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，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。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，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。

5．科举制：隋炀帝以后至清末（清末新政）（唐朝时期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）。

（1）历史沿革：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，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；隋炀帝时，始建进士科，科举制形成；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：贞观年间，增加考试科目，以进士、明经两科为主；武则天时，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，首创武举和殿试；开元年间，任用高官主持考试，提高科举考试地位，后成定制。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：考试分为乡试、省试、殿试三级，严格科举考试程序，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，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，殿试成为定制；考试科目逐渐减少，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；实行糊名制，采取“弥封”“誊录”即将试卷上的姓名、籍贯密封，防止考官舞弊；录取名额比唐朝大大增加。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。为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，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、五经中命题，而且只准用程、朱理学的观点，不许发挥个人见解；答卷的文体，有严格的规定，分八个部分，称为“八股文”。八股取士制度，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。20世纪初，由于国内形势的剧变，封建科举制度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。1905年，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。

（2）评价：科举制的开创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、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。

积极作用：开放考试，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，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，改变了封建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；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士做官，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和活力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，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；读书、考试、做官三者联系，把权、位与学识结合起来，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；促进了文学的繁荣，如唐以诗赋取士，促进唐诗繁荣。

消极作用：明清实行八股取士，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，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；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，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；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，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；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，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；明清八股取士为封建统治者培养的忠实奴仆，严重桎梏了人才的成长，是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重要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