曲峪典故？

“曲峪镇赛如苏州，一水冲成干沟”，这是山西省临县曲峪镇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镇史。曲峪镇，地处县治的西南边缘，离城百余华里，濒临黄河，隔望陕北，石头山坐底，胶泥土盖帽，地少土瘠，道路崎岖，乃偏僻之县的偏僻之乡，甚至有人把它比喻为临县的“西藏”，怎么能和苏州搭上界呢？它又是怎样成为干沟的呢? 流传久远的故事,至今依稀尚存的佐证，都在追忆着曲峪古镇殷实悠久的历史……

聊聊曲峪古镇的陈年旧事

超级富翁“李十万”。当历史的年轮飞转到明朝某个年头的时候，曲峪古镇已经发达兴盛到“店铺比肩、厦檐相沿、小河上有桥、下雨天走遍全镇都不湿衣裳”的繁华境地。就像榆林的镇川堡在历史上被陕北人称为“小北京”一样，临县的曲峪镇在当时的千里晋陕峡谷被称为“小苏州”；就像碛口古镇在清末民初成就了两代晋西首富一样，曲峪古镇在明朝就诞生了一个超级富翁“李十万”——当时社会上值钱的东西，他都有十万以上，因而得此雅号！

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。老天要收“李十万”，殃及整个古镇。话说某个大年初一，“李十万”刚过门的儿媳妇早晨第一个出院，树上栖的一只鸟开口说话了：“李十万，李十万，驴年散？马年散？”新媳妇听不懂是啥意思，心想马比驴好，就随口答道：“马年散。”当年即马年，先是天火烧，后是洪水冲，随着“李十万”的灰飞烟灭西天去，“小苏州”也镇毁人逃四散走…

浴火重生曲峪村。“小苏州”被毁之后，有一支逃难的镇民傍着黄河溯流迁徙，北移200公里来到河曲县时，发现有一条沟的地形曲里拐弯，和刚刚被毁的家园十分相似，睹物思乡，不再前行，就地落脚开新村。为了永远不忘自己的根，就把他乡当故乡，新村当旧村，依旧取名曲峪村。斗转星移，岁月荏苒，数百年后，继承了曲峪古镇奋斗基因的河曲县曲峪村，在农业学大寨中创造出了超越先人的不朽业绩，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中的真正典型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户均固定资产超万元！随着岁月的不断流淌，新、旧曲峪的关系越来越模糊了，但就在前几年，还有三位河曲县曲峪人，手捧家谱来临县曲峪寻根问祖，树高千尺，落叶归根，根祖文化已深深溶入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。

历史资料佐证。《碛口志》明确记载：“乾隆年间水患多，曲峪、侯台两镇被毁后，两镇商民南移碛口建新镇”。虽然这个时间比曲峪人流传的“李十万”的故事最少也要晚100多年，孰正孰误，经与相关专家探讨，大致结论均由口史而来，难有确凿考证，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：（1）在碛口古镇兴盛之前，曲峪古镇已是临县很兴盛的集镇；（2）曲峪古镇曾毁于大洪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曲峪镇南5公里白道峪村的99孔半大院，是已考证的临县第一大院，她和曲峪古镇的关系，是不是与碛口古镇和李家山的关系相似呢？在1976年特大洪水之前，开阳滩尚存的那么多豪华墓葬，无言地向后人昭示着先辈曾经的辉煌。解放初，在曲峪的钟鼓山庙院里长着两棵柏树，丝毫不比正觉寺的细，这是曲峪古镇千年历史的又一明证。今日曲峪2000人30多个姓氏，则说明曲峪古镇昨天是个人口流动较大的地方。每段文字，每个故事，甚至一草一木，都在映证着曲峪古镇久远而不俗的历史。我不禁想问，如果说成就碛口古镇的“风水”是二碛，那么曲峪古镇赖以发家的“风水”又是什么呢？

推敲曲峪古镇的风光往事

对于曲峪古镇的这些陈年往事，打小时起就无数次地听长辈们讲过，但一直是将信将疑：在自然条件差到已经“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”的县分里，在那个几乎是纯农业经济的历史朝代中，曲峪镇凭什么条件能够积累那么多的财富而成为“小苏州”呢？直到沿黄公路开通之后，当我站到曲峪镇上游数公里的某一个位置回眸古镇的时候，不由眼前一亮，茅塞顿开，我找到了小镇先人们数百年前创造不朽历史的“风水”！

十里长滩生曲峪。黄河在这里画了两条并不显眼的弧线：一条是黄河向西偏，一条是山势向东缩，这一偏一缩之间，空出了整整十里长滩， 按照黄河曲峪段的历史宽度仅为“隔河可以对话”、“放羊小子可以把石头扔到陕西”的说法来计算，这片长滩最大时应该有9000亩左右的面积，由于潮起潮落要占掉一部分，保守的估计，历史上这里有不下5000亩的滩地，而且是用井水灌溉的园子地。再辅以曲峪沟、开阳沟的沟地和2000亩山地为补充，在全农耕的社会里，在当年的曲峪村、开阳村一带，生息2000人应该是好光景了。这在三千里江山一万座山的临县，应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了，太远的说不清楚了，但直到明末清初，临县人口仅20000人，不难想象，曲峪古镇在很早的年代里，已是临县主要的人口聚居区之一。

五条大道兴起集。农耕社会也是离不开交换的，曲峪的人口优势和地理优势决定了它是周边30里半径内100个左右村庄兴集互市的首选地。在出行主要靠腿、运输主要靠驴的历史上，曲峪可以放射出去五条当时可称为大路的路，相对于“地无一亩平、出门就爬坡”的临县其他大多数村庄来说是比较好走的，或者说曲峪可以吸引五个方向的人来赶集：沿黄河向南30里到丛罗峪；沿黄河向北30里到杏岭庄；从南山一条大路30里通到正觉寺；从北山一条大路30里探到苗家鄢；进曲峪沟30里则可辐射石白头乡和雷家碛乡各一半。此外，曲峪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坑镇、店镇、峪口镇、木头峪乡的人们也是曲峪集上的常客。无商不富，有集必兴，在方便了乡民交换的同时，受益最大的自然是曲峪镇人了。

傍着黄河富古镇。我们非常熟悉的绥远——碛口——晋中的水旱商道，在清朝中期之前一直是被禁止的，但本省上下游之间、晋陕之间区域性的商业活动一直还是进行的。由于曲峪镇得水上便利，能够把府谷、保德、佳县等地的物品贩回来，又由于历史上信息比较阻塞，生意恐怕要好做些，利润相对稳定，天长日久，日积月累，曲峪在当时富甲一方，受人羡慕是自然的事。称“苏州”只是在小天地里打比喻，既说明苏州太有名，又说明咱本地在历史上也贫困，但又有美好的向往。富积“李十万”，应该是有影子不愁放大的道理。至于曲峪古镇毁于何时，我无从考证，我倒觉得既说不清，也无需说清，哪个沿河靠沟的村镇，都岂止经受过一次、两次大洪水的考验？曲峪滩由几千亩变为几百亩，无疑是历次洪水反复侵蚀的结果。

说说曲峪古镇的一些着急事

近百年来，京包铁路的开通，黄河航运业的萧条，加速了曲峪的衰落；全社会公路运输的大普及，使偏居一隅、处于交通末梢的曲峪古镇发展更加滞后。当又一个千年来临，曲峪古镇再度迎来兴盛的曙光，县乡油路、沿黄公路的建成，对于曲峪古镇经济发展的带动十分明显。但是，每每当我想起古镇的两件事，就不得不心生忧虑。

红枣雨烂的问题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曲峪古镇得天独厚的是红枣树，全镇红枣年总产量已达1000万公斤，这是曲峪百姓基本生活的保障。令人心焦的是，红枣雨烂频发，许多年份，已经硕果累累、丰收在望了，又眼睁睁地看着红枣在绵绵秋雨中生生烂掉。为了治烂，在政府的扶持引导下，建起了不少烤炉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害损失。但是，有相当一部分是烂在枝头、进不了烤炉的。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，枣农均束手无策称“天年”。

其实未必。三十年前，治理红枣虫害也是在天年论中成功的，山西农科院因此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，一位即将赴美留学的黄毛丫头以书生之见说应该是可治的，网上也有一些实践成果方面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书生之见，枣农们在实践中也有林林总总的治烂经验等待总结应用。可否推理认为，枣烂难题在科技层面上已非“禁区”？忧心之余，我提个建议：鉴于吕梁市黄河沿岸有近百万百姓靠红枣为基本生活来源，可否由市政府一次性拿出红枣枣烂年损失的10%的资金，投向对口的农科机构专题攻关，辅以发动基层干部总结群众经验，为治理枣灾、惠及枣农、促进吕梁协调发展搏一把。如若成功，这群紧靠黄河畔、土地最薄、信息最少、出路最窄的弱势群体的生活就有了基本保证。

保滩护镇的问题。曲峪镇因天赋长滩而生，而古镇当年赖以起家的“风水地”，则由于黄河河床的不断於高，特大洪水的反复光顾，早已被冲刷毁坏了大部分，历史上的晋陕峡谷第二大滩，仅存前曲峪滩和开阳滩两个小滩了，各剩几百亩吧，而原本居于十里长滩腰部位置的后曲峪滩，早已荡然无存，从东山到西山，浅浅漫漫的都被黄河占领了。俗话说，大河有水小河满。在曲峪则是，黄河被於小河更高。近几十年来，曲峪沟十年一遇的洪水就要进镇游街了。为了防洪护镇，从30年前开始，前、后曲峪人民就用义务工、村积累、政府支持多种力量年复一年开展筑堤防洪的不懈努力，防沟护镇工程初步告捷，这阶段性成果已让曲峪人在夏天安心了不少。

但是，曲峪古镇防黄大堤不仅至今没有启动，而且防黄意识也普遍较为麻痹。客观地讲，黄河安澜了35年了，曲峪人，半数以上并没有见过黄河的涛天巨浪，也难有防范意识，更难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。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。如果说明朝洪水冲垮“李十万”已经久远并被披上了神话外衣的话，那么1976年农历七月初七日黄河大水，倾刻间使索达干村居住的较低的家庭窑塌地毁人亡，酿成了临县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的惨痛教训，我们当引以为戒。

黄河中游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洪水了，在水利工作中常常使用的五十年一遇、百年一遇、千年一遇的概念，无论何年一遇，对于仅剩的几百亩滩地，都可能是一次极为严峻的考验。为了有效保护这古镇人民赖以生存的良田，保护千年古镇仅存的这一点点“风水”，为了给古镇的可持续发展保留空间，呼吁政府和有识之士给予足够的重视，争取到水利水保资金的投入，抑或在拓修沿黄公路时充分考虑曲峪古镇的历史价值，学习木头峪乡的做法，谨慎规划，合理倾斜，扶贫救急。保护良滩，就是保护古镇！

历史无言，古镇无言；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今人一定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，未雨绸缪，防患未然，才能比先人生活得更好，才能造福当代，泽被后人。